如何理性认知我国核电安全风险

       导读：如何理性认知我国核电安全风险.“我经常看到有人争论核电是否安全，但发现很多争论没有意义，如同鸡对鸭讲。”环境保护部核二司副司长汤搏表示，“实际上，他们是在用他们各自的尺度来衡量。尺度不一样，争论永远达不成共识。大家只有先认同一个尺度，然后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某个事情的时候才有可能性达成共识。”
参考：《中国核电站设备市场全景调查及未来五年盈利战略分析报告》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75INSAG-3《核电安全的基本原则》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安全，就某种意义来说，生活中处处有危险。”

       可以说，安全是人类永恒的问题，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永远会面对安全问题。而因其核能的“历史出身”以及核能技术的尖端性和复杂性，公众视角下的核安全更是有着“特殊”的分量。从以往出现过的“谈核色变”到“抢盐风波”、“切尔诺贝利巨鼠说”等等，都可见公众对于核能的“陌生”和“恐惧”。为了消除人们对核安全的疑虑，政府、企业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开展科普宣传，但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迄今仍是业界无法回避的课题。

       事实上，从科学技术的角度，从数据的角度来看，现有的核电厂应该属于最安全的工业系统之一。不过，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童节娟指出：“核设施自身安全水平的提高和改进，并不一定能同等改善风险认知。”

       “我经常看到有人争论核电是否安全，但发现很多争论没有意义，如同鸡对鸭讲。”环境保护部核二司副司长汤搏表示，“实际上，他们是在用他们各自的尺度来衡量。尺度不一样，争论永远达不成共识。大家只有先认同一个尺度，然后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某个事情的时候才有可能性达成共识。”

       建立共同可接受的尺度

       那么，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更合适？“风险概率衡量安全水平是目前科学界主流认为更合理的尺度。”汤博说。

       其实，在过去，各国都拥有核安全相关法规标准，但这些法规标准是操作标准，只是指导应该有一个安全壳、安全系统应该冗余等等，却解决不了对安全根本认识的问题。1979年，美国三喱岛核事故发生后，美核管会发现了这一问题：技术性的尺度解决不了核安全的根本问题，解决不了人类认识问题，所以必须要建立共同可接受的尺度。而“这个尺度就是安全目标。”

       1986年，美国核管会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一个核电安全目标的政策声明，确定了核安全目标：对于核电厂周围的公众而言，核电厂的运行不应该导致明显的风险附加，给出了两个（量化）目标，即两个千分之一目标。

       而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美国核管会成立了特殊工作组，在其研究报告《为在21世纪增强核安全的建议》中总结说，两个千分之一的安全目标“即使提供了对人员的充分保护，但向环境的大规模放射性释放也是内在的不可接受的”。的确，美国核管会提出核电厂“安全目标”只提出了人员保护的问题，没有提出环境保护的问题。但也要看到，以当时的技术很难对环境保护给出一个合理定量的技术要求。

       转观当下，“作为核能国家，想要使核安全有一个逻辑自洽的说法和理论，迟早要回答这个问题。美国的标准是两个千分之一，那我们定多少，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都可以，只要能对这个量化目标达成社会共识就可以。”汤搏指出。

       理性认知核安全

       “之所以说我国核电是非常安全的，是最安全的工业系统之一，就是靠这两个千分之一目标数据来支撑的。值得骄傲的是，经过大量评估，我国现有的核电都可以满足甚至远远低于这两个千分之一的附加风险。”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副总工程师陈晓秋表示，“对于新建核电厂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从技术角度用数据也指明了我国核电站的安全性，“我国核电站年负荷因子都在85%以上，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运行。非计划停堆次数基本都是零。非计划停堆是保护性停堆，一般是设备维护，另外一个可能是操作人员误操作。我们核电站的非计划停堆情况，个别电站一年一次到两次，大部分是零。这说明我们核电站的运行包括操作人员的操作，是相当安全可靠的。”“在世界核运营者组织（WANO）主要运行性能指标中，我国运行核电机组普遍处于国际较高水平，部分机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些机组更是名列前茅。”汤搏说。

       但即便如此，“影响核电重启、质疑核电发展的诸多原因中，对核电安全性的担忧依旧是最主要的一个。”童节娟说。

       核电安全是发展中的安全

       汤搏认为，没有达不到的安全，如果想要安全，不计代价的话，多安全都可以达到。但是如果代价太高，核电价格社会不能接受，那么这个安全对核电就没有意义。核电要可持续发展，就要把握好经济性与安全性这两个因素。

       实际上，核安全水平提高到非常高，对公众安全水平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改善，而花费的资源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还有，核安全水平提高了，并不代表老百姓的安全水平就提高了。如果由于经济性，国家不选择核电，只选择火电，那么火电导致的社会风险可能更高。众所周知，煤矿在中国是典型的高风险行业，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风险可能会不降反升。

       其实，“公众也承认：世界核电迄今为止一万多堆年的运行记录是优秀的，承认核事故发生的概率相对其他供电行业的事故率很低。而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核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就会是灾难性的后果。”童节娟说。

       “这是人类心理特征，对一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事情，虽然从科学角度讲风险很低，但关注度却很高。”汤搏说。上世纪60年代，英国的核安全专家法墨，首先倡导用风险概率来管理核安全。他认为，从风险角度看，只要发生概率极低，可以允许引起的后果很严重。但是考虑到人的心理，对重大灾害造成的损害应该有所限制。

       核电安全应该是发展中的安全，不能怕不安全就不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安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发展。叶奇蓁说，习总书记提出的新的核安全观——发展和安全并重，应该如此解读。

       国家核安全局副局长、环保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司长郭承站指出，我国核电发展面临的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也不是安全问题，而是公众认知问题。如何加强与公众沟通、创新沟通方式、增进互信，将是核电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

       显而易见，秉持开放、透明的态度，加大核安全信息公开，确保公众知情权，是促进理性认知核安全的重要一环。

       另外，与其他行业相比，核电风险有其不容忽视的特殊性。核安全学科作为支撑核能与核技术利用事业发展的生命线，必须加快建设和发展步伐。